我的小学班主任

       郑士良是我小学三年级时的班主任，说起来他还救过我的命。
　　
　　那是1979年清明前后，映山红已经在山坡上一朵一朵羞答答地开着，远远望去，青青的山坡点缀着一簇簇的红，甚是好看。离清明还有几日，周日我们这群小屁孩就拎着篮子满田野去采青蓬，用来做清明粿，整个小山村都能听到我们的笑声。
　　
　　周一，我们照例翻过两座山，来到了我们就读的下坦小学（大队的祠堂）上学，突然有同学跑过来神秘地对我说：“你知道吗？你同桌死了!”
　　
　　“什么？”我半天没回过神，以为她在跟我开玩笑。上周六（那时是上六天半的学）明明还坐在我身旁的同学怎么可能死了。
　　
　　同学一本正经地说：“是的，昨天晚上医院里回来的，尸体就放在村口。”
　　
　　“不会吧？怎么会这样？”我瞪大眼睛还是不敢相信。
　　
　　接着来校的同学不断证实着同学的传言，我幼小的心灵怎么也想不明白，前天还在一起玩耍的小伙伴，现在却冰冷地躺在村口。在与同学的交流中，我渐渐明白了。原来我的同桌得了急性脑膜炎，由于错过了发病后二十四小时治疗时间，抢救无效死亡了。我突然想起来上周六上课他就趴在桌子上，无精打采的样子。
　　
　　“脑膜炎会传染的。”
　　
　　"得病了要马上治，过了二十四小时就会变傻，严重的就死了。”
　　
　　……
　　
　　听着同学的议论，我心里瞬间害怕起来，我会不会也得脑膜炎呢？我会不会死呢？整个上午我都在思考着生与死的问题。
　　
　　最担心的事还是来了。到了下午，我的头出奇地昏昏然，脚也软绵绵的，酸酸的。语文课代表的我想要把一叠本子捧到办公室都走不动。同学在报告老师后，班主任兼语文郑老师快速走到我身边，用粗糙的手（郑老师是要干农活的）摸摸我的额头，我感受到郑老师的手是那么冷，我的额头是那么烫。我趴在桌子上，身子像是已不属于自己，飘飘然，恍恍惚惚。郑老师二话没说一把背起我，往村里“赤脚医生”家跑去。我趴在郑老师瘦弱的背上，听见郑老师急促的喘气声。他还边跑边安慰着我：“没关系，别怕！有老师呢！”
　　
　　学校到“赤脚医生”家大约有二里路，郑老师不时问我问题，大概是想确定我意识是否清醒。我也只能“嗯啊”地应着。
　　
　　一到“赤脚医生”家，郑老师放下我，急喘着与“赤脚医生”说：“快！快！快看看是不是脑膜炎？”
　　
　　“赤脚医生”是个驼背，但医术远近闻名。他弓着身子，用听诊器在我胸口一听，一看我的眼睛，就肯定地点点头说：“是脑膜炎。幸好送来及时，打个针，吃点药应该没问题。”
　　
　　老师顾不得擦去脸上的汗水，着急地问：“有没有关系的？要不要马上送城里？”郑老师生怕耽误我的就诊时间。
　　
　　“赤脚医生”不慌不忙地说：“脑膜炎是急性病，只要在刚发现时及时治疗，就没有生命危险的。幸好这孩子才刚刚发病，你送来及时，要是耽误一天一夜，恐怕就……”
　　
　　郑老师脸色沉重，他一定想起了我的同桌，他不想在他任教期间再失去一位学生。于是郑老师又问“赤脚医生”：“你确定不需要到城里？”
　　
　　“赤脚医生”已经开始配好药水，要给我打屁股针了。“没问题，打三天针，吃点药，多休息就没事了。”
　　
　　郑老师这时才如释重负，自己到“赤脚医生”的茶罐里倒了一碗水，一口喝完。
　　
　　我打完针，吃了药后，身子还是软绵绵的，脚踩下去就像云里雾里。郑老师背起我来到了大队广播室。我正疑惑间，郑老师已经熟练将广播系统打开（原来大队里的通知都是郑老师播的），对着话筒说起来：“下坦大队里西垅小队的吴光奎，马上到下坦小学来，你的女儿生病了！”一连重复三次，广播的声音迅速扩散出去，整个大队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田间干活的人都听见了这突然的广播声。我的那个小村庄的人立刻将消息告诉在田里伺弄秧苗的父亲。父亲一听这话就叫上母亲直奔大队所在地下坦。而郑老师为了让我爸妈快点接上女儿，就继续背着我，走在我回家的路上。在下坦村村头的那棵大樟树下，我的父亲看到了背着我急速前行的郑老师。在交代了我的情况后，郑老师转身走了，背影越走越远，渐渐消失。父亲摸着我的头，脸色凝重地对我说：“长大了一定要记得，郑老师救过你的命！”我似懂非懂地点着头。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已为人师几十年，我们虽见面不多，但郑老师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激励着我。今年清明回家为父亲扫墓，我又偶遇了郑老师，郑老师明显老了，身体羸弱，拄着拐杖，但精神不错。我们聊起我小学三年级的事，郑老师说记不清了,说这辈子当老师帮助过多少学生，从不去记，因为那是当老师的本分。我的心中一颤，抬眼看那满山的映山红，似乎更加艳丽，更加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