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教育太难做了。”经历“差生站着”风波之后,成都市温江区万春学校一位老师留下了这样让人唏嘘的感慨。

  事情本来不大,但学生家长老王很较真。在学校举行的初二年级家长会暨中期表彰会上,所有家长都坐着,而未领奖的学生则全程站在场内,看着优秀学生及其家长不断上台领奖、合影。40多分钟的家长会成为“优生的天堂,差生的地狱”,不仅儿子觉得难熬,老王也觉得眼红脸热,尤其当他听到“获奖的同学学习成绩很优秀,说明家长也很优秀”那句话时。而在媒体介入后,这场小小的冲突最后演变成了谁也说不清的“罗生门”。

  开一万次家长会,可能都不会有人投诉,更何况还是表彰会、颁奖会,本该高兴地来、快乐地回。谁知道仍有“敏感”、“小心眼”的家长从这欢天喜地里品尝出了一丝苦涩,从孩子站立的姿态里透视出变相的惩罚甚至是歧视。难怪那些费心费力组织家长会的老师郁闷无比。正如他们所言,在目前的背景下,既要求学校出成绩,又不能提成绩,还得重视家长、学生方方面面的情绪,感觉“到处都是地雷”,让老师很为难。

  教育难不难做?当然难做,因为它是与人打交道,与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打交道,与各种眼神、话语、情绪和动作在打交道,与文化习俗、历史传统、伦理道德和社会观念在打交道。别看一次不起眼的表彰会,谁来谁走、谁先谁后、谁坐谁站、谁说谁听……都有相当高的辨识度。因为他们都是真实的个体存在,背后都维系着一个家庭甚至家族的“教育梦”。快乐着孩子的快乐,悲伤着孩子的悲伤,在今天显然不算特别夸张。

  以前教育好做,是因为没有多少家长会在意学校做过什么、将要做什么,会不会就此改变家庭的命运。那就是一个能把孩子管住、教他们认识几个字的场所。能考上大学当然好,考不上也没什么大不了,还能分担养家的重任。而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教育的重要性被不断地拔高,人们对书声琅琅的那方天地诉求也越来越多。特别是由升学衍生出来的对教育质量、教育公平的追逐,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弥漫全社会的集体性焦虑。

  又是领奖又是合影,学校那么高调地“奖优”,本身已经让一部分家长吃味。更何况,还安排未领奖的学生全程站着,因此受刺激在所难免。他们不是担心孩子站不下来,而是担心在被区别对待、打入“另册”后,孩子会因此更加沉沦。于是,学校那份励志的“苦心”,还有学生能从落寞中奋起的希冀就很容易被当成“罚劣”,被视为势利与不知冷暖。这其中的扭曲、变形与错位正是因为所有“在场者”都无法轻松地面对教育。

  本该是利益共同体的学校与家长,一个使命感太强,一个又举轻若重,一个大包大揽,一个又锱铢必较,结果导致双方走向了对立。是啊,从这场“差生站着”风波中,我们应该要问:为什么赋予一场简单的家长会那么重的意义,人来人往,上台下台,让人看尽了繁华与凋敝?为什么教育过程产生的一些小瑕疵那么不容易被放过,还经常被放大?为什么在“为了孩子”的教育上,总是那么一厢情愿,沟通与对话的精神去了哪里?

  有时候,我们真的太紧张,害怕被其他学校、班级或孩子的考试成绩拉下,所以老是做一些异乎寻常的事情。也许在神经松弛的状态下,我们能回答好这些问题;而回答好了这些问题,大概也就找到了现在教育为何“难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