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拥挤不堪的列车上挨了27个小时的我,随着如潮的人流走出北京站,这时已是第二天下午。
  
  这一天是1997年2月27日,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正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追悼会的日子,北京到处都播放着追悼会现场的录像。
  
  出站后我立即到公用电话亭再呼那位闺蜜的PB机,还是联系不上。
  
  怎么办?我茫然呆立在北京站广场,举目无亲,心头一阵悲凉。到哪里去才好呢?我又困又饿又累,心想急也没用,现在最需要的是赶快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好好洗个澡睡个觉,然后再做下一步打算,最没办法大不了回去就是。这时正好有人力三轮车工人来兜生意,我来不及多想,就对他说:请把我拉到离这里最近最便宜的旅店!三轮车工人好奇地看了看我,一声“好来”,便帮我把行李放上车,不一会就把我拉到了一个由人防工程改造的旅馆。我付了5元车费,掀开门帘走了进去。门面虽不大,但地下室里房间很多,单间15元一个晚上,除了一张小床和一张小桌没有其他任何设施,但还算干净,就是有些潮。我来不及多想,赶紧办好住宿登记,出去买了几包方便面,泡了两包狼吞虎咽吃完,又打了几壶开水在公用浴室里洗了个热水澡,关上房门倒头便睡。
  
  这一觉睡得真沉,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洗漱后又泡了包方便面吃完,才开始认真地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看来那位不靠谱的闺蜜不仅我找不到她,就是她要找到我也几乎不可能了!回去吗?这不是花钱受累一场,然后灰溜溜回松阳被人耻笑吗?我绝不能打退堂鼓!我想,那位闺蜜不是说北京歌舞厅很多歌手还没我唱得好吗?对!我既然来到北京,就得用我的实力闯闯!——我打算自己去找歌舞厅,唱给他们听,看看能不能被录用做驻唱歌手?虽然我不知道我的实力在北京这个大城市到底算得了什么?
  
  经过一整天休息精力恢复,经过一小时考虑主意已定。于是,我在京城开始了一个山里女人独闯世界的“京漂”生涯。
  
  那时候歌舞厅正在全国兴起,北京更是热乎朝天。我住小旅店的这条街叫花市大街,不长不短不宽不窄,不太热闹也不太冷清,但没有一家歌舞厅。我顺着街茫无目标边走边看,走到哪算到哪,走了好长一段路,也不知走到哪里(后来熟悉了才知道是东二环朝阳门一带),终于看到歌舞厅就走进去,找到里面负责人模样的人就装作很大方地自我介绍:“老师您好!我是来自浙江的歌手,请问您这里需要歌手吗?”接着就从包里拿出红红绿绿一叠我在省市声乐比赛的获奖证书递了上去——这也算是“自我介绍”;另外还有一本我手抄的歌本,里面都是当时最热唱的民族歌曲——请他们随时点唱。这都是我来北京之前就在家里准备好的。让我失望的是,歌舞厅老板接也没接我的证书,面无表情地说,对不起,我们这里不缺歌手。
  
  就这样我不停地走不停地找不停地问,那几天里把范围扩大到北京站周边好几条街。从来到北京的第二天开始,我每天早出晚归,我已记不清问了多少家,每天都是带着希望而去抱着失望而归。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在北京那家小旅馆毫无进展地住了一个星期,眼看带来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难道我真的要一败涂地逃回松阳遭人嗤笑吗?我欲哭无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