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每当一年将尽,听父母谈论最多的是“过年关”,看他们眉头拧紧,直到吃团圆饭才松解开来。我不知道“年关”是什么模样,但从父母年尾的神情和整年的劳作,我猜想年关的特征应该叫“难”。
  
  那时候,一年到头,生活给我们的感觉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温饱和饥寒;一年到头,父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的也只是获取衣食,抵御饥寒,求得温饱。在那个不平凡的岁月,“衣不遮体、食不裹腹”可谓是生存常态,解决吃穿就是天大地大的事情。于是,多少年来,父母形成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理念,他们执着地认为,一年到头,即使三百六十天都忍饥挨饿,但过年绝对不能有饥寒的感受,必须让家人穿上新衣服,吃到鸡鸭鹅猪和鱼块豆腐。过年前,无论如何都必须兑现这个一直根植在心里的承诺。
  
  我的家乡四面环山,九分山丘一分田,巴掌那么大的村庄,能种植粮食的地很少,山陇里,缓坡上,种植玉米、番薯、荞麦等杂粮,水稻只能在芝溪两岸窄窄的一带田里种植。大集体年代,所有庄稼都是社员们集体播种、集体收获,一熟后,生产队根据社员的工分(劳动力出勤的积分)结合核定的人头口粮进行分配。父母拼命赚工分,“抢”回了全家的“人头粮”,但由于集体产出实在少得可怜,依然有四分之一的日子没粮食。如果摊上洪灾旱灾虫灾等灾害,就逃不脱“种下一畈,收不到一担”的悲剧。记得每当粮食分回家,母亲都要用小畚斗舀一些或者用手抓一把,把它藏在另外一个地方,说是积存起来过年吃。不知多少回,我一觉醒来,看到母亲披衣下床,轻轻打开谷柜,将黄豆、芝麻和糯米一样一样地拎起来掂过,再三核实平日积存起来的这些东西,是否满足过年做豆腐、轧芝麻糕和裹粽子。微弱的光影里,我在母亲脸上,有时候,看到焦虑的样子,有时候,也看到宽慰的神色。
  
  过年有吃的,让母亲宽慰了;可是,要有新衣服穿,又是父母千方百计追求的另一个目标。记忆中,从幼年到少年,我从来没有穿过从商店里买回来的成衣,全部是请裁缝师傅到家里来量布裁衣。因为,计划经济时代,老百姓由国家政府按年度核发布票,凭票购布,再制作衣服。有些人没有钱买布,就捏着布票眼睁睁地看它变成废纸。母亲幽默地说:“毛主席发我们布票,就是要贫下中农也得穿衣服,不能赤身裸体的……。”核发的布票绝对不能让它白白过期,不能像孙悟空那样拔毛变钱,也得像唐僧闯过九九八十一关去西天取经那样去挣钱,买布做衣服。于是,母亲除了农忙季节去生产队挣工分,就常年到处采药材卖,买回一尺布两尺布。当布票全部变成布料后,再把裁缝师傅请到家里制作衣服。当大大小小都有新衣服了,母亲饱经风霜的脸上,就会绽放出菊花一样的笑容。可是,如果家人哪一个还缺少一双新袜子新鞋子,母亲就会整夜整夜地睡不着。第二天一早起来就到鸡窝里寻找鸡蛋去换钱,有时候背起竹篓去采药材卖,直到家里每人都有新衣物。
  
  那情形我铭心刻骨。当我渐渐长大后,我对母亲如此艰难地准备过年表示不理解:为什么过年非得吃好穿新?母亲说:“听前辈们说过,过年好就是一年好的兆头。我们穷苦人千方百计地让自己过年吃好穿新,就图个新年新气象,来年日子过得好一点。”母亲还说,过年是三百六十天起早摸黑、忙忙忙碌碌的结果。如果一年到头辛辛苦苦,连过年都不能让家人吃好穿新,是无法交代的。
  
  母亲的话犹如空谷传响一直萦绕在耳旁。虽然,我们今天丰衣足食,生活越过越好,不再像父母那样因一衣一食而发愁。可是,假如将母亲所说的“交代”,理解为每个人的履行职责和兑现诺言情况,那么,每个人都有“年关”。每个人只有用自己的行动完成一份考卷,而且自评满分,才称得上交代得过去,也就是“过年关”了。
  
  于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当年末,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都要将自己的多种身份与应承担的职责和义务进行一一对照:作为一名教师,是否为人师表;作为一个女儿、媳妇,是否敬老行孝;作为一个妻子、母亲,是否贤惠慈爱;作为一个姐姐、妹妹,是否情同手足。假如我与应该负的责任、应该尽的义务存在距离,就常常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得 “交代”不过去而心存不安。
  
  忽然记得年少时候,在写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文章结尾,喜欢引用毛泽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之诗句,以表达自己的壮怀激情。是的,只有而今迈步从头越,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才能获得“年关”心安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