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生命彼此憎恨而互相伤害,这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很常见;可是一方爱着另一方,或双方彼此相爱,却为何总是伴随着伤害?
  
  我想起孩提时我们痴迷的那些虫子。
  
  遍体通红的蜻蜓,顶着巨大的脑袋,张着透明的双翅,抱着细细的爪子,在孩子们歆羡的目光中,在夏日无垠的蓝天下,来来回回,轻盈飞翔。
  
  多么美的生灵啊!
  
  如果被抓住,它成了我们的宝贝,用玻璃瓶、纸盒子盛放。我们还时时观察,指头轻抚,草棍撩拨,不停地把玩,很是高兴。可是,一旦玩得兴起,我们会旋下它的眼睛,剪去它的双翅,撕去它的爪子,然后,三五成群拿着这残缺不全的躯体去喂鱼,喂蚂蚁。
  
  即使它侥幸逃过这一劫,我们有时也会在它的尾巴上,用头发丝拴上一根草棍,让它拖着那根草棍飞。如果抓住那像直升飞机一样巨大的黄黑相间的虎纹大蜻蜓,我们会在它尾巴上插入一根狗尾巴草,看它跌跌撞撞,摇摇晃晃地消失,不知道,这可怜的蜻蜓是否还能活命。
  
  可叹它空有一双晶亮的大眼,竟看不清危险。我们只是顽童,哪里懂得怜悯;我们只是兴高采烈地玩,好奇地想知道:这美丽的飞虫,没有脑袋,会不会失去方向?没有翅膀,还能不能继续飞翔?没有脚爪,如何停歇树枝?我们不知道这是何等疼痛与致命。
  
  爱它为何伤害它?童年的我们,不懂得躯体的疼痛与生命的脆弱;对我们而言,所有的虫子都只是玩具。
  
  可是,清凉如水的仲秋,夜色如墨,流萤点点,那端庄的淑女,在桂子飘香的庭院,在红烛已灭的画屏前,手持轻罗小扇,以曼妙姿态扑打闪烁飞舞的微光,对于流萤,这也是致命的伤害。
  
  不管是无知,还是好奇,还是觉得好玩,爱终归成了伤害。
  
  也许我们可以说,蜻蜓、蝴蝶、蚱蜢、金龟子,都只是虫子呀,与我们是不同的物种,难以沟通;可是,即便能够沟通又如何呢。
  
  我童年时的水乡,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某位女性水鬼,爱上了一个帅小伙子,为了能够和他相爱在水里,或者能一起去投胎超生,需要骗他下水并把他淹死,才能变成同类。
  
  她化装成一位美丽的姑娘,和小伙子交往。小伙子迷恋她的美色,与她相处甚欢。盛夏的某一天,她约他一同下河游泳——据说,只要一下水,再强壮有力的人也无法与她抗衡。
  
  那小伙子烧了美味的鲤鱼萝卜丝招待她。饭后,他们来到河边,那水鬼先下水变成一尾大红鲤鱼,在水边游来游去,为的是诱惑小伙子来抓。然而小伙子很兴奋,他瞄着鲤鱼一镰刀,就剖开了大红鲤鱼的肚子,只见满肚子的萝卜丝,从水里散开。小伙子又惊又痛,惊的是差点被水鬼所害,痛的是亲手把未婚妻给杀了。
  
  我听了这个故事很悲伤,那么美的女子,竟然是水鬼;而且,相爱而相害,玷污了纯洁的爱情。
  
  如果有人认为,跨越物种的伤害无伤大雅,那么太多的民间故事,立刻就会撕毁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刀光剑影,杀机四起。从水缸里走出来的美丽的田螺姑娘,会不会被穷小伙子刀砍,烹煮,成为破旧木桌上一道美味田螺肉?
  
  电视里的《动物世界》,天敌凶悍,危机四伏,活着是何等艰难地,可为什么同一物种明明相爱,伤害却仍然难以避免?比方说,那雄螳螂的爱情之约,为何就是死亡之约?
  
  据说,雄螳螂甘心赴死是物种繁衍的需要,或许纯属本能,而处于食物链顶端,智慧绝顶的人类,因爱而带来的伤害,竟然也是古往今来,从未断绝。
  
  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母亲对儿子焦仲卿和儿媳刘兰芝的婚姻不满意,一手拆散了他们的婚姻,最后儿媳“举身赴清池”,儿子“自挂东南枝”。
  
  宋代大诗人陆游,也因歇斯底里的母爱而被迫与爱妻唐婉诀别,爱情悲剧的再次上演。
  
  婆媳争爱的故事,千载之下,依然时有发生;甚至,恩爱有加的伉俪,彼此也可能相爱相杀。
  
  曾见过这样一对夫妻,相濡以沫走过了青春岁月,后来,妻子仅仅因为怀疑丈夫有外遇,就开始日日猜疑,夜夜盘问,跟踪,辱骂,甚至虐待殴打。当丈夫不堪忍受而出逃之后,妻子还四处追寻,逢人哭诉,到单位问领导问同事要人,撒泼大闹。
  
  相爱的人彼此能够珍惜,体谅,包容,从而保全美好爱情实在罕见;而为爱痴狂,因爱生恨,猜忌、哭闹甚至以死相逼,这样的剧情,红尘中天天都在上演,只是时间、地点、年龄、性别不同而已,而且往往爱得越深,伤得越重。
  
  真正美好的爱情,骨子里应该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悲悯,而不该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更不该是视对方为私有财务,一旦不能有,宁可毁之灭之。
  
  有时会想,正如阳光与阴影相伴相生,欢乐必定伴随痛苦,“相爱”之喜,必定也少不了“相害”之悲:也许,这才是这个世界永恒的真实和永恒的动力。
  
  尽管这样,我还是时常黯然神伤:这广大的人间,深爱如此难得,可伤害却如影随形。能否让它少一点,再少一点?
  
  作者系衢州二中教师 少波